其实没有到回顾什么的时候，可我却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在这一生中所经历的生命最脆弱的时节来。

    这不是一段平常的经历，也不是一段谁都想要的经历，比起跋山涉水，比起笑傲四海，这样的经历如果能够让我事先选择，说什么都不会去选择经历“感染广州管圆线虫病”，如果我能够事先知道不小心吃了未彻底加热的螺肉会有如此严重的后果，我就算三天不吃饭也不会贪嘴的。但我毕竟吃了，而且感染了我原来不太可能有途径感染的“广州管圆线虫病”。

    记得头痛欲裂无法自已的时候，首都医科大学的住院部医生跟我说，我不会让你出院的，因为我还不知道你的病因，可我痛急了，我急于回到我认为安全可靠的地方。

    回到广州，我直奔医院，因为有朋友事先替我安排，我很顺利地住进了中医院，在那里，我的病情不断变化，我至今仍能回忆起每一位到我床前看我的大夫的脸。

    从来没有住过院，怎么知道要跟大夫好好配合？我极力相信自己的身体不会有大事，也绝对不会是自己的身体内部出现了什么器质性病变，我对于将要进行的医学检查相当抗拒，那时候，我头很痛，而大夫们是对我很头痛，每一个人都想尽快从我身上找到证据证明我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可大夫们缺少该有的信息，而我的症状一再表现出中枢神经受损的迹象。记得接受大夫的建议照了颈椎和头部的核磁共振之后，医生们所受到的惊吓有多么厉害。因为当时颈椎的病灶从影像学的角度来看，所应该造成的损害当是“高位截瘫”等等更加严重的症状。可我毕竟只是痛，虽然痛得很要命。

    广州管圆线虫的侵入已经造成了我的免疫系统针对自己的中枢神经进行“扫荡攻击”，广州管圆线虫在体内存活的时间不会很长，成人的人体毕竟不是适合广州管圆线虫生活的地方，正常人都会产生抗体抵抗这些外侵的“非法武装”，而人体的免疫系统一旦被调动，却又难免有尾大不掉之势。接下来，对自己的肌体造成最大伤害的，恰恰是自己的免疫“部队”，在这个时候，除虫治疗固然需要，但恐怕最需要的应该还是针对骨髓炎给人体带来的危害赶紧进行“维和”。

中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们几乎全都出动了，在不知道有虫子的情况下，我相信他们的决策是正确的，他们没有得到该得到的信息，但他们从症状上、影像学的证据上判断，是该对我的免疫系统进行一定的控制了，于是动用了对免疫系统有抑制作用的激素甲强龙。虫子虽说不是直接持刀杀害“平民百姓”的凶手，可是虫子的到来让我身体内的“国防力量”措手不及，以至于出现了出动大量军队扫荡已经没有太多破坏能力的残匪的局面。

就好像911事件世贸双塔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美国人对此的反应是出动军队荡平伊拉克，至于如同广州管圆线虫一般诡异难寻的“恐怖分子”，美国人只能够对症状治疗，那就是加强各个公共场所的安检工作，杜绝一切可以直接导致恐怖事件继续发生的可能性。医生们在不知道有虫子的情况下，和美国人对911事件的反应相比较，医生们恰恰多做了一件事，就是冷静地控制了“让美国军队为了自卫派兵前往伊拉克剿灭所谓的恐怖组织”，医生们控制了我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使得我的身体不至于因为免疫系统的强大而到处攻击。

想起那位杜主任，牛气轰天的，当时觉得老先生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就那么绝对，马上要用什么激素。如今回想，觉得他的决策是对的。他让我觉得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仅仅在于他跟我沟通太少。

    施博士是我的主管大夫，当我当时症状有所减轻坚持出院的时候，她很不解地问我：“怎么说你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不想搞清楚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呢？”

施博士怀疑过我是否吃错东西，也给我做了相应的一些寄生虫检验，谁也不知道我居然吃进了成百上千的广州管圆线虫。我的神经症状和影像学的确凿证据让医生们不得不考虑我的身体下一步可能会有什么重大的变化。

中医院的护士是我见过的医院中管理最严格的，连我们拿来的水果想要和她们分享，都不能够。但对人的护理态度，专业中也绝对不乏温情。

神经受到的损伤是很重的，恢复也是极缓慢的，因为髓鞘的脱落，我的中枢神经如同短路的电线，时不时地都在影响着我右半边身体的神经，神经感觉异常是再平常不过的反应了，就让你痛着，直到中枢神经非常缓慢地修复。

当时我只知道我身上还在痛，我的右腿有些麻木，右手的麻木很强烈，我又住进了珠江医院，主任医生是刘振华主任，主管医生是魏继鹏。魏医生是我见过的医生里最平易近人的，因为他，也因为所有的护士姑娘们对我的照顾，住院期间虽然身体仍然很不舒服，我知道大家都在用心地照料我。

在北京的众多患者经历了和我大同小异的痛苦之后，广州管圆线虫病终究被医生们认识到了，因为远离了北京，我恰巧是这一批被蜀国演义“放倒”的受害者当中最后一个意识到自己可能是感染了广州管圆线虫病。

美国的情报中心出了差错，相当于医疗体系情报中心的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北京市卫生局，误判了情势，他们没能够及时发布应该发布的消息，北京和广州两地以及全国其它城市的大夫们都没能够接到应得到的情报，以至于事件的恶性影响因为卫生局的不作为扩大了。

记得当时大批记者到珠江医院来采访我的时候，刘振华主任讲了一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医生总是应该先考虑普遍性，没有一开始就先考虑特殊性的。”的确，当时我的情形符合脱髓鞘性脊髓炎症状的表述，后期的治疗，除虫治疗并非全部，身体受到的最大伤害，其实是中枢神经系统被破坏，中枢神经的康复治疗才是最重要的。从这一点看，即便只是对症治疗，广东的医生们都没有用错方法，就算在很早的时候发现了广州管圆线虫，就算很早地吃了除虫药，一旦我的免疫系统被入侵的虫子启动，我身体内部的“反恐战争”就如同美国人启动强大的军队攻打伊拉克攻打阿富汗那样，只会给地球上的人类造成更大的伤害，对恐怖主义的打击效果却是适得其反。

我又会想起一张张医生的脸孔，我能够体会在当时查找我身上病因的时候，医生们需要背负多大的心理压力。

回珠江医院复查的时候，一个素不相识的医生对我说了这么一句：“你们不在报纸上说我们坏话我们就很高兴了，我们不期待你们说我们好话。”

“你们”，“我们”，这些词让我觉得心酸。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对医生的谢意，我想我应该明白医生的难处。

在非典的时候，就是这个群体抵抗住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恐慌，那时候人们把他们当作白衣天使，所有的赞美都出现过。可是非典过去了之后，同样还是这个群体，依然陷入了医患关系紧张的怪圈。

我一直觉得自己幸运，因为自己被那么多人关注，被那么多医生关注，而北京的许多患者，都是默默地承受着不足为外人道、只有广州管圆线虫病患者能够体会的痛苦，无论是心理和生理，这种巨大的痛苦彻底地改变了我们原有的生活轨道。

在中国的食品安全越来越成问题的时候，在公共卫生体系脆弱得不堪一击的时候，我们不过是诸多重大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一件，我能够为我自己做什么？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个让自己觉得没有安全感却从心里无法不留恋的国家？我能离得开这么些人吗？

知道回到国外生活，至少有一种安心的感觉，我该就这么走掉吗？我想我还是选择留下。

有些事情等着我去做。

北京的那一群无助的患者，难道他们仅仅是为了能够让蜀国演义赔点钱而已吗？我能够体会到他们被蜀国演义言辞侮辱后的心情，因为我也曾被蜀国演义深深地侮辱过。

作为患者，此次福寿螺事件让至少一百六十个家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知道我仍然是幸运的，至少我的问题出在骨髓，而不在脑实质，那些脑实质受到损害的病友，他们的生活将有多大的改变？

究竟是谁应该为这样的事件负起责任？公众的观点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切？为了自己的社会，我们该做什么？

我能做的就是，留在中国。我想，医疗信息的免费快速传播是我看到的最能够改变根本问题的方法。

面对蜀国演义不愿承担责任的事实，我能做的就是，坚持抗争到底。因为除了我这个家庭，还有一百六十个家庭受到同样的伤害。

谢律师说得很好，除了对蜀国演义的民事诉讼，之所以对北京市卫生局提出行政诉讼，首先在于我们对于客观事实的尊重，我们从来不否认损害结果的发生是蜀国演义侵权行为和卫生部门不作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蜀国演义在法律上理应承担的责任并不因此而减轻或减少。

其实，整个事件也让医生的集体形象受到了一次完全没有必要的破坏，可我觉得医生们不是巫婆，他们没有故意让人吃毒苹果，这是我坚信的一点。

 

看过英文原版的《狮子王》卡通片，最让人记忆深刻的一句话就是“Hakuna Matata”，这是SWAHILI语“NO PROBLEM”的意思，典型的非洲风，非洲人的乐天知命，随时随地都能够毫无问题地忘却一切跳起舞来的那种风格。

 

飞机晚点了，原本九点起飞的飞机要在凌晨两点多才能够起飞。我要在肯尼亚的内罗毕机场多待几个小时。

 

可能是海拔比较高的关系，这里的气温让人没有非洲的感觉，凉飕飕的，颇有些秋风萧瑟的意味。非洲最高的山脉乞力马扎罗山脉就在肯尼亚，西部非洲的一些黑同胞时常说肯尼亚人是山里人，有些西非国家的人总是自豪于自己的腰大膀粗，对于肯尼亚人的清瘦总是多少带些讥笑似地揶揄。我喜欢肯尼亚，最喜欢的应该是这个国家对于野生动物和环境保护做出的种种举措。

 

我算了算时间，发现等我的飞机抵达香港时，我不能够按照原计划接上香港飞往广州的最后一班飞机，于是要求航空公司的人通知香港，为我准备在香港的一夜免费食宿，香港机场那比较变态的地方，过境旅馆的收费基本上形同打劫，有一次在香港机场过境需过夜，一个也不怎么样的房间，一晚收我两千多港币。心里有一种吃白食的快感，哼哼，这回航空公司要免费招待住一晚上。好像有些把上回的旅馆费赚点回来的感觉。航空公司的小姐噼里啪啦在电脑上一顿敲打，同意了我的要求，不过她也同时告诉我，其实我可以坐第二天中午从内罗毕经杜拜直飞广州的航班，如果选择这样的话，他们也同样招待我在肯尼亚住一晚上免费的酒店，当然不是那种大车店，是有星星的那种观光酒店。鱼与熊掌，对于一个时间比较充裕的人来说，随便选择哪边都行。不过在非洲住了这么些时日，有点想广州了。再说了，万一这航班明天继续顺延，俺一直住在非洲也不是个事儿。于是决定还是熬熬夜先搭上回香港的飞机。

 

按照规矩，航空公司为所有旅客都准备了晚餐，用餐的地点在机场候机大楼的五楼，起初不是特别想吃，人又困，就在登机门的门口地上打坐，闭目养神。时间实在太长，肚子又开始饿，于是就背上背包去五楼的餐厅。

 

在门口领了张印刷还算清晰的小纸条，上面写着“晚餐一份”。一进门，就看到餐厅内各张桌上到处都是杯盘狼藉，应该是有过好几拨客人来吃过饭了，一个波斯人（不是阿拉伯人）在很气愤地大叫，用英文，他的意思是他来坐了一个小时了，没有人收拾桌子，没有人过来问他们他们要吃啥，没有人理会他们，那波斯哥们儿想要闯进厨房理论。我再仔细看看，波斯人的一大家子估计有十来个人，除了他一个男人之外，其他都是妇孺，很美的头巾，很美的眼睛。一帮妇孺很崇拜地看着她们的男人在据理力争。波斯男人很激烈，声音很大，几个肯尼亚人挡在厨房门口，一直提醒波斯人墙壁上的告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波斯人不管，他挺瘦的，穿着长袍，像是上街游行抗议似的振臂高呼。几个肯尼亚人都挡不住他。这时候其中的一个青年肯尼亚人挡在波斯人面前，非常冷静地说：“请你安静下来，听我解释。”波斯人稍稍安静了一点，但还是叫嚷不止。那位很帅气的黑小伙子一副绅士派头，开始教育波斯人：“你听我说，你必须要冷静，你要听我说，首先你把声音放低些，我们肯尼亚人不会这么大叫大嚷，你必须要冷静，你冷静了听我解释，对，你要冷静……”

 

波斯人坐下来了，我算了时间，从他坐下来之后差不多一个小时，他们终究没有吃到干的，每人分了瓶软饮料，就喝了点稀的，最后波斯人全家愤而离去。

 

我嘛，有的是时间。就一个字：等！

 

从我坐下来到有饭吃，大概也是两个小时的时间吧，这个时候，放眼望去，黑的、黄的、白的、棕的、不黑不白的，半黑半黄的诸多旅客个个东倒西歪，有的因劳累过度，直接坐在餐桌上扯起了鼻鼾。

 

我真是一点都不着急，只是觉得很可爱地看了场电影，这就是非洲。HAKUNA MATATA。急啥咧？

 

在我吃饭的时候，我的桌前又来了几位黑兄弟，也是航班晚点来吃免费饭的。其中一个穿西装的样子跟国内有些同胞穿西装的风格很像，基本上他那件西装看起来像是从来没有洗过的，灰色，反正也扛脏，是不是真脏谁也说不准。没有领带，里面穿一件圆领汗衫，很有点小肚子，撑得满满的。很礼貌地问了问我之后，就大喇喇地在我跟前坐下了。

 

听他们说话，是非洲口音的葡萄牙语，东非洲讲葡语的国家离肯尼亚最近的就是莫桑比克了，我为自己听出他们的口音而很骄傲，就问了一句，你们是莫桑比克来的吗？

 

这一下就拉开了话匣子，呵呵，原来我碰上语言高手了。

 

这几个家伙是莫桑比克的政府官员，真是不可貌相，貌似小商人的他们全都是在国外留过学的，坐我旁边的那个家伙会英文、法文、葡文、德文和两门莫桑比克的方言；坐我正对面的那个睡眼惺忪的家伙会俄文、葡文、西班牙文和两门莫桑比克的方言；那位西装客巨牛，会英文、葡文、德文、俄文、阿拉伯语和三四种非洲当地语言，亏我刚才还把人家当非洲的个体小暴发户看待。

 

呵呵，强中自有强中手，那个睡眼惺忪的家伙知道我会点俄文之后就一直用俄文跟我讲话，要说流利，那是比我的破俄文要流利得多得多，明显让我感觉自己的俄文连半瓶醋都没有，顶多也就一小调羹醋，拿得晃晃悠悠的，没有点分量还怕拿不稳。而且这还是第一次跟非洲同胞讲俄文，比较奇异的感觉。我当时就有一种眼晕的感觉，我怀疑这帮家伙是莫桑比克情报局的。

 

记得在曼谷的时候，有一次台湾朋友跟我说自己的遭遇，那是十多年前，他和台湾同事在曼谷的一幢商业大厦里乘电梯，见一黑兄弟手持中文的《联合报》，老兄他就跟自己的同事嘀咕了一句：“XX的，奇怪，黑鬼拿份中文报纸。”他那没见过世面的傻同事也跟着搭腔：“哈哈，就是啊，黑鬼拿份中文报，哈哈。”结果那黑兄弟开腔了：“笑话，我在台北学过好几年中文的。”据我的朋友回忆，那黑兄弟的中文是比较地道的台湾式国语。黑兄弟开腔之后，我的朋友和他的同事极度尴尬，又担心黑老兄知道自己的办公楼层，结果没到自己的那一层楼就匆匆出了电梯。

 

又想起辜鸿铭那老头子，在德国坐火车，故意倒着读德文报纸，在欧洲人看来，老头子本来就衣着怪异，小瓜皮帽子，布鞋，小辫子，还倒拿一份报纸，那情景，想想也确实滑稽。一帮德国青年就在旁边指手画脚，嬉笑不已。那好整人的辜老头子不慌不忙，突然间开口，用很纯正的柏林口音说：“德文这种文字实在过于简单，以至于倒过来读也都没啥趣味。”举座肃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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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上好多故事，不写了。